今年过年不回家
眼看着离除夕没有几天了,可是第四弦传媒文化有限公司活动部职员杨冬春却没有动回老家的念头,28岁的他依然每天规律地上班下班,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通过玩电脑来度过长夜。
怎么不回去和父母过年呢?杨冬春说,不是不想回家,而是囊中羞涩,回去一趟一年就白干了。还是踏踏实实地和舍友们一起过一个集体春节吧。
杨冬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每月挣2700元,租房800元,吃饭得500元,应酬、手机费什么的还要500元,所以,他每月能攒出900元就非常好了。这样,他一年就能攒出1万元。如果不回老家,他就可以给父母寄过去5000元,自己买房的首付也能多出5000元。要是回去,自己往返路费就要1000多,还要准备家里年货,为亲戚朋友准备礼物,给小孩子准备红包。这算下来,没有个五六千都办不下来。
杨冬春对记者说,在北京工作得越久,就对未来越迷茫。买不起房,买不上车,过年连家也不敢回。这种生活让他很痛苦,但是却无处发泄。杨冬春说,他妈妈已经多次让他回家工作了,如果2012年他还涨不了工资,就放弃北京的工作,也不再做“蚁族”,而是回到老家发展。
同杨冬春为了省钱不回家不同,刚刚从蓝色地带摄影工作室辞职的26岁河南小伙儿张克强想用假期的7天好好清净一下,思考自己的未来。
毕业于首都经贸大学的张克强曾经是他们班上的优秀学生,不论是英语四六级还是大小考试,他都排在班里的前三名。
可是,无论在学校多么风光,没有工作经历、没有北京户口的张克强在找工作的时候处处碰壁。他做过底薪几百块钱的保险业务员,也做过高档西餐厅的服务员。而他刚刚辞去的,是一份会打字、能接电话就能做的客服工作。
张克强告诉记者,他之所以留在北京,就是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这么多年的学没有白上。
“我不想回老家种地,因为这样会让乡亲们觉得我上大学的钱白花了,我也不想再随便找一份工作做,这样也体现不出我上大学的价值。我就是想找一份和自己专业有关的工作,证明我学得很好,证明我的大学没有白上。同时,找一份和专业相关的工作,会让我觉得我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张克强对记者说。
70.9%的“蚁族”
觉得自己不幸福
学历高、收入低、聚居、工作稳定性低,如杨冬春、张克强一样在大城市艰辛打拼的“蚁族”,在地方两会上再次引起了政协委员们的关注。北京市政协委员彭彧华用4个月时间,跑了北京多个区县,发放数千份调查问卷,对“蚁族”、农民工和白领进行了对比调查。她调查的“蚁族”大都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月收入从1000元到3000元不等,有的甚至处于半失业状态,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年龄集中在20到30岁之间。
对收回的2000多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和分析后,彭彧华发现,“蚁族”的月均收入为2444元,略低于农民工的2811元,明显低于白领6404元,“蚁族”整体心理健康状况相对农民工和白领最差,总体心理达到“不健康”程度为5.3%,远高于白领的2.3%,略高于农民工的4.4%。无论是总体满意度比较还是分生活、工作、社会满意度比较,“蚁族”与农民工基本处于同一水平,显著低于白领,70.9%的“蚁族”觉得自己“不幸福”。
“我见过一个做保险推销的20多岁男孩,家里有三个孩子,他是老大,在北京月收入一千七八,和别人挤住在一起。”彭彧华告诉记者,看到这些正值青春年少的孩子活得如此痛苦,她心里特别难受。
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在大城市就业。再加上我国就业形势变化、房价过高、大学生就业观念滞后等因素,形成了“蚁族”这个特殊阶层。彭彧华认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却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心理压力很大,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隐患,同时,这个群体蕴含着巨大的可开发的人力资源,如果不能适当引导,就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帮“蚁族”做好
职业规划服务最重要
导致“蚁族”经济困窘和心理困扰等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据调查数据,彭彧华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蚁族”能根据自身优势,找到自己最感兴趣、最适合且最擅长的工作,那么就不会有43.8%的“蚁族”处于“无目标”或“比较迷茫”的状态,也就不会有高达47.5%的“蚁族”对所谓的目标“边走边看”或者“说说罢了”。合适的工作能够更有效地解决经济问题。同时,如果有了自己喜欢的、擅长且适合的工作,生活就会更加充实,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也会随之大大减少。
“可见,能否帮助“蚁族”做好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指导他们根据自身优势准确进行职场定位,是解决‘蚁族’问题的关键。”彭彧华告诉记者,“借助于社会力量,采用科学的方法或手段,帮助了解当前“蚁族”职业发展的瓶颈,然后有针对性地培训,提高“蚁族”的职场竞争力和职场适应能力。”
彭彧华通过科学的测试可把“蚁族”分为三类群体:职业发展迷茫群体、成就动机水平低群体和心身不健康群体。对于第一类群体,政府要帮其找出个体的最佳优势,然后确定人生的核心目标,再找出最能发挥自身优势的职业;对于第二类,要在了解其自身优势基础上,通过适当引导,提高其努力的主观能动性,改变被动的状态;对于第三类,要在确立核心目标的基础上,利用目标去引导个体转变错误或消极的思维方式,并通过行为训练促进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直到其心理健康水平符合适应社会用人企业的需要。
在彭彧华看来,在为“蚁族”群体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服务后,要协助企业与个人做好岗位对接工作。相关部门应该通过与社会企业建立联系渠道,及时汇总就业信息汇总,把相关的岗位需求信息提供给不同的“蚁族”群体。同时可以组织相关企业,为“蚁族”群体提供一定的实习场所,增加工作经验,同时有意识地训练部分“蚁族”的职业意识,从而提高其工作的适应性。此外,还应该在相关“蚁族”聚居区设立心理健康咨询和就业指导的临时代办点,或邀请部分企业培训机构给“蚁族”进行职场讲座,如面试技巧、就业形势等等。
考虑到“蚁族”面临的巨大经济压力,彭彧华还建议出台相应的政策,减轻“蚁族”的经济压力和就业成本。比如对优先录用“蚁族”的企业,政府适当地给予奖励,鼓励企业优先吸纳优秀的“蚁族”群体等。
现在,彭彧华已经把自己关于“蚁族”的调查写成提案,提交给北京市政协全会,她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在全会的一次小组讨论中,彭彧华呼吁在座的企业家委员多招聘“蚁族”,“他们告诉我,有的老板宁可招聘农民工,也不愿意招这些高不成低不就的‘蚁族’,因为他们中对现实盲目不满的‘愤青’太多。”彭彧华说,自己正计划出一本关于“蚁族”的书,但标题中不想用“蚁族”两个字,“我想给他们换个更好的称呼。”

年轻的“蚁族”们挤在群租屋内休息、学习和娱乐

北京著名的“蚁族”群体聚居地——唐家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