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杰
1980年，国门刚开，就有三名中国教师到意大利罗马大学任教。其中就有我的丈夫刘逢敏同志。1990年他再次赴意在威尼斯大学任教。70年代他就学于上海外院和北京语言学院，学习西班牙语，赴意后又自学意大利语。先后在意大利工作和生活了四年
对外任教一般两年为一届，届满轮换。除教学活动由所在大学安排外，组织关系均受我驻意使馆教育处领导。使用的教材为中国教育部门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课本。居住、交通自理，医疗费回国报销。
在意开设中文课的大学除罗马大学外还有威尼斯、博洛尼亚、米兰、比萨大学。随着中意文教交流的加强和国际汉语热，汉语教学点不断增加。丈夫就曾给意中友协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讲授汉语。最后两年在威尼斯大学任教还兼任杜一诺(Duino)世界联合学院的课程。
威尼斯大学，只有两层小楼，只设办公室和图书室。教室租赁的是一处小剧场。丈夫教的是一、二年级的课，各八十名学生。因教室不在一处，丈夫上完一年级的课，赶船坐两站地再给二年级上课，这中间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意籍的教师也如此。一次我们路上遇到玛格达女教授，她抱着一摞书，跟我们打了一下招呼，抱歉地说;对不起。就急匆匆地向教室的方向跑去。我连她的容貌也没看清，她披着的宽大黑色披肩象扇动的两只黑翅膀跑远了。
大学不考虑师生午饭的时间，中间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人们多以比萨充饥。好在比萨店不少，凉比萨一回炉满热的。有的学生一个苹果一杯凉水(自来水可直接饮用)了事。丈夫几块饼干几颗巧克力就算午饭。四节课下来再回到学校处理杂事，完毕后，穿街走巷赶到罗马广场乘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家已经下午两点多钟了。初来我不适应，常饿得饥肠辘辘。他在日记中写到;饥累是常事，加之赶船、赶车、水陆奔波，辛苦之极常难以想象。
西方大学宽进严出(除个别专业如医学、建筑等)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不及格的学生反复补考，一个一个过关。学得好的学生放假等待;有的学生乱学一气，基础课没学好，大三的学生又跑到一年级听课。对一二年级的学生可以循序渐进地授课，但对于三四年级授课则行不通。学得好的与学得差的悬殊太大。四年大学，有的学生断断续续甚至念六七年，浪费了师生的大片时间。有一个女生已经在意驻华使馆工作，赶回来参加补考，她的汉语说得十分流利。有的学生结婚了，也能补考。这种教育制度虽入学宽松，弊端也多多，补考的时间占去了大部分时间;教中文的意籍教师教学方法陈旧且很模式化——误人子弟呀!
学生只学了几篇鲁迅作品，教师就布置评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论文。学生只好放下听课的机会(让小小的录音机代替)钻进图书馆翻资料查词典——利弊参半啊!
丈夫为了增加学生对学中文的兴趣，翻译了中国笑话、谚语小册子，供学生课外阅读;还教唱中文歌曲，朗诵中文诗歌。身穿白上衣、花长裙的女生小合唱《茉莉花》十分动听。我去时学生们在学《洪湖水浪打浪》。他们用学会的中文歌曲去搞慈善活动十分受欢迎。他们学毛笔字，一丝不苟。有几个男生热衷中国功夫，说有时间到中国学。威尼斯的大学生们十分想和我们相聚，我包饺子招待他们，教他们拿筷子，吃木须肉，图解木耳是怎样长的，他们鼓掌称赞。这些大学生们朴素无华，天真烂漫，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笑着，我则用刚刚学会的意语单词一个一个往出蹦，笑话百出，就这样词不达意地交流着，丈夫时时纠正着我们的病句。如今，这些大学生们的声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天，我们从外面回来，邻居说有人送花来。一大束鲜花在栅栏上插着，谁呢?丈夫抽出花丛中的粉色心卡，心卡上写道：祝刘老师好运!原来是西西里岛的学生在赶飞机前托花店的人送来的。我的花瓶里鲜花不断。不少学生邀请我们游历他们的家乡，到她(他)的家做客，说他的母亲甜点做得怎么怎么好等等。作为从教者，我们深有感触，人世间的感情，没有比师生情谊更纯真，更高尚的了。唯教育者有此体会。
再说些题外话。国人多热赞西方教育，对此我有保留。西方教育不象国人热赞的那样完美无缺。不要学瞎子，要看全象啊!我们的基础教育谁能比得了?西方的教育方式、教学内容更符合多种人的需求，学习时间也灵活。在学人员相当多。
近年，我国留学生趋于低龄化，我认为少年留学不可取。本国的文化根基没打好，西方的文化没基础，两头悬空。西方的大学校长也来中国考察。东西方各取其长补其短，才是教育的正道。当然，一流大学西方发达国家占多数，杰出人才星光灿烂。
“中国教育为什么出不了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之问。我们的教育确实得以实际行动认真回答钱老的质疑。
“教育改革”非国人的呼声，实在是世界有志之士，共同研究探讨的课题。任重道远，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且覆盖百业的伟业，不亚于人类探索奥妙的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