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二十世纪初期,天津是中国开风先之地。无论是交际舞还是赛马会,都走在全国的前列。那时北京远远落后于天津,当时北京净路,还是用清水在土地上人工喷洒,而天津已经有了干净的沥青路,租界地还有先进的排水系统。就是在女子教育方面,天津也走在了全国前列,并且很有“天津特色”。
1905年,在天津老城鼓楼西的板桥胡同,建起了天津第一所女子学堂——普育女子学校。现在回想,普育女子学校绝对是当时天津的一座文化坐标,当然也是一座城市的地标。因为这所女子学校有一项大胆的创举,向全城老百姓开放女子体育课。这在当时是轰动全城的一个大新闻。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年代,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扭动腰肢上体育课,犹如现在南京路上行走大熊猫。
我当然没有见过普育女子学校的体育课,但从文字和图片上,我可以在这里复原当时的场景——操场上,身穿烟色大襟褂子、青裙子、高筒白袜子、青布鞋的女学生,在教师的口令下,进行眼花缭乱的队形变阵;然后做徒手操;再后就是器械操,所用的器械有哑铃、棍棒、藤圈;最后是球类运动,有排球、篮球、垒球、司令球。有时还会在音乐(放唱片)的伴奏下操练集体舞。所有的体育课全都对外开放,操场四周围满了睁大眼睛看热闹、拍巴掌的百姓。
天津人讲究热闹,大街小巷的茶馆、书场格外火爆,普育女子学校对外开放体育课,应该也是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所致。如此推断,应该是学校的创办者想要借此机会,对外宣扬女子要学习文化、要走出家门、要参与社会活动的精神。我猜想,这才是开放体育课的主要目的。
普育女子学校的创办者叫温世霖,是一位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进步人士。后来他被清政府充军发配新疆,几年之后回到天津,痛定思痛,开始办学,主张教育救国。普育女子学校——就是温世霖先生教育救国的第一件“作品”。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温子英继任校长,继续办学。温子英曾经留学美国,和他父亲一样,也是极为崇拜孙中山,加上他的留学背景,所以他的教学主张比他父亲又多了一层意义,一是美国式教育方式,二是向学生灌输三民主义。
星期一的第一节课,全校学生面对孙中山先生遗像,先是在音乐声中(放唱片)升旗,然后师生随着校长朗读孙先生遗训,最后校长训话。普育女子学校的美国式教育,除了开放体育课,还体现在教学的灵活性上,比如每周都有辩论会,每个学生都要参加,都要阐述自己的主张,另外每个学生还要登台,进行话剧和歌剧的演出,这在别的学校难得一见,何况还是女子学校。同时,普育女子学校还注重学生生活能力的锻炼,每周都有缝纫课,教授女学生练习针线活。既注重精神上的开放,同时也不丢弃女子生活的本领,这应该看成是具有“天津特色”的教学方式吧。
在写作这篇小文时,我又翻阅了十几年前走访天津老城的笔记,发现我其实是走访过普育女子学校原址的——原来就在火神庙原址上。十几年前,老城未改造前,还保留有火神庙胡同,我还在那条街上拍照过——当然火神庙早就不复存在。
当时,普育女子学校就是在火神庙的基础上改建起来的。那时候,校舍的大门和前院,分别是火神庙的大门和前殿,后院的大殿和偏殿,创办初期被改建成两层的小楼,成为学校的教室。操场,就在前院和后院之间的天井里——是一个开阔的方形大院子。
后来,普育学校又增添了幼稚园——同样是天津最早的幼稚园。幼稚园建立时间已经无从查考,因为不是这篇小文的重点,所以在此不多说了。
1937年日本入侵天津后,“普育”虽说还是学校,但已经不是原来的“普育”了——撤销了幼稚园,前殿改成楼房,并且改成初中学校。最主要的是老师要教授日语,校长也是由倾向日本思想的人士担任。至于朗读孙中山先生遗训,那就不可能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普育女子中学不再当做学校,而是成为一所中学的教工宿舍,时间久了,又有非教工人员住进来,逐渐成为大杂院。
不管怎样,普育女子学校曾经作为天津教育开风先之河的一件“作品”,已经永远留在天津人的心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