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成都市太升北路的一家小餐馆里渐渐坐满了人。闹中取静,五年级学生陈乐(化名)坐在餐馆门口的桌子上写作业。有时候,听到父亲,也就是这家餐馆的老板吆喝,他就会起身给客人端上一盘菜或送上几瓶啤酒。
“我们是搭伙租的房子,住的人也多,环境又差。只能让他在这里写作业,我还能盯着。”陈乐的父亲一边张罗着生意,一边大声对记者说。
陈乐来自四川内江,3年前便跟着父母到了成都上学。从此,他每天的家庭作业几乎都是在父亲的餐馆里完成的。而在成都,像陈乐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还有很多,因为父母忙碌的打工生活与租房居住复杂的环境,这群孩子放学后去哪儿写作业成了一个问题。
辅导作业,托管机构生意火爆
下午4点,成都市某小学三年级学生小雨(化名),与几个同学一起被一个年轻女子从学校接走。年轻女子领着他们走进某住宅小区4楼的一间出租房,就关上了门。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教育托管中心”。
敲开门,记者看到不大的出租房内摆了约20张小桌子,墙上挂着一面小黑板,小雨和几个孩子坐在桌子前聊天。那位年轻女子自称是这里的老师,她和另外两名老师一起负责辅导这些孩子写作业。
听到记者咨询托管事项,年轻女子立刻流利地介绍起了“业务”:下午4点,老师到学校把孩子接到这里辅导作业,并帮助他们复习、预习功课,孩子们还可以选择在这里吃晚饭,晚上8点,家长们来把孩子接走。收费标准为: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每月600元,四年级至六年级每月750元;如果孩子吃晚饭的话,每个月再加收150元。据这位女子介绍,来这里的很多孩子都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留下来吃饭的比较多。交谈中,记者得知,这家托管机构还兼营“补课”的生意。当记者质疑收费是否过高时,她笑称“现在都是这个行情,来的孩子多得很”,并特别强调,给孩子补课的老师都是师范院校的在读研究生。
晚上8点左右,一部分孩子被父母接走,另一部分孩子仍然留在这里“补课”。记者注意到,一些年龄较小的孩子没有家长来接,只能独自离开。
左右为难,只想孩子有张安静书桌
走出这家托管机构,记者在楼下见到了小雨的父亲张某,张某目前和妻子在成都开了一家店铺做装修生意。他说,小雨是他专门从农村老家接来成都念书的,“因为大城市的教育比我们那要好得多”。
到成都后,小雨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我们每天在铺子里从早忙到黑,只能把她送到托管机构。”张某说,自己和妻子文化水平不高,辅导不了女儿。
不过,每个月近千元的托管费还是让张某有点心疼,但为了孩子的将来,他还是觉得值。张某说,女儿送到托管机构后,学习确实比以前进步了一些。更重要的是,托管机构学生多,女儿还能交到一些朋友,不会那么孤独。
调查中,记者发现,小雨还算幸运的。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因为承受不了高昂的托管费,只能选择把孩子留在出租屋或带在身边写作业。
来自四川仁寿县的杨凯夫妇在成都市玉林东街夜市卖了两年多水果,11岁的女儿跟着他们在水果摊旁,只能就着昏暗的路灯写作业。“能有什么办法?托管机构太贵,我们送不起,留她在出租屋里写,又怕她看电视贪玩,只好把她带在身边。”
不过,让杨凯夫妇欣慰的是,女儿的成绩在班里一直不错。“她能念书,我肯定供她念书,而且供到最后。”杨凯一边说,一边怜爱地看了一眼埋头写作业的女儿。
社区托管,有望终结家校“真空时段”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放学后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写作业,这一现象不仅在成都这样的大城市比较突出,也逐渐蔓延到了一些人口密集的二、三线城市。
安岳县是四川省第二人口大县,随着近几年进城务工人员的大量涌入,城区也随之出现了数十家各种招收学生的托管机构,这还不包括一些退休教师在家里开办的托管服务。“我赞同有条件的家长把孩子送到托管机构,否则孩子回到家可能什么作业都不做。但我也担忧社会上托管机构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监管。”安岳县北坝小学校长蒋志荣告诉记者。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光伟认为,从安全、环境影响等方面考虑,不赞成打工子弟放学后到父母的工作场所写作业,但孩子回家后无人监管同样不妥。他建议,可以通过政府投入在社区建托管班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要对现有的社会托管机构进行统一监管与规范,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化解打工子弟放学后找不到地方写作业的问题。
去年年底,成都市成华区针对学生放学到家长接回这一“真空时段”,依托社区教育学院试点学生免费“托管活动港”。每天下午放学后,双职工、困难家庭、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可以来到这里,接受有教育背景的志愿者轮流辅导。到明年,这样的免费托管机构有望覆盖全区14个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