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10年后,在反思这一政策造成的影响同时,探究其深层次的财政体制原因以及筹谋如何才能真正提升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水平,当是应有之义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进行调整。
10年后,这一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却与其初衷南辕北辙。校车、早餐以及农村学生辍学率增加等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关注。
杨贵平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作为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 (以下简称:中国滋根)的负责人,20多年来一直深入中国农村从事教育工作。
“20多年来,我从事支持贵州、云南、宁夏、山西等十多个省的贫困农村教育工作。深深感到每个农村有它的特殊性,也有非常大的共同性。农民身上背负着两大重担:首当其冲便是送孩子上学之难”。
因此,大规模撤并农村中小学对于农村学生、农民以及整个乡村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社会和学界开始反思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时,当务之急是彻底遏止仍在继续的撤并学校的行为。
杨贵平告诉记者:“我知道一些县里的撤并计划,现在还在继续,我认为首先一定要很清楚地停止继续撤并。”她补充说,已经造成的伤害无法挽回,那就应该防止产生更多的伤害。
已经造成的伤害或许仍将更深远地发生影响。杨贵平不无忧虑地发问:“孩子6、7岁就离家住校,常年封闭式的应试教育,最后能考上大学的不到10%。以后这些孩子也很难再回到农村。他们的父母抛弃土地,年深日久之后,再回农村的机会也越来越小,这样一个家庭的前景在哪里?没有学校、孩子,没有年轻父母的村庄,响应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景又是什么?”
该如何应对这样一种可能的未来?现在还没有人知道答案。
“被扭曲”的改革初衷
在《决定》中,指导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总原则是明确的,提出“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
显然,这一改革初衷并未得到贯彻执行。不知从何时起,这次适应城镇化变革,并意在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改革,被简化为一场俗称“撤点并校”的运动。
这一运动造成的结果,是孩子上学路途变远之后,相继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除了显性的寄宿、校车等难题外,越来越多的讨论开始集中于由此产生的更深层次的连锁反应。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教授对本刊记者表示,农村校点大规模撤并之后,能打工的都走了,留下来的往往都是没有选择权力的最弱势群体。他说:“教育是能够使农村人实现向上社会流动与跃迁的最后一个机会。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讲,保留基层教学点,就是保障这些人最基本的权力” 。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也表示,将学校从农村“连根拔起”,对农村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教育自身。家长进城陪读,不仅影响生产劳动、老人赡养,而且导致离婚率上升和家庭破裂。
另有许多深入农村调研的专家和学者表示,目前农村有能力改善条件的家长已跟随孩子迁移,无力承担的只能选择让孩子辍学。当这些村庄由于学校的消失而走向衰落的同时,这部分孩子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代价。
“撤点并校”身后的资金困局
20世纪90年代,为帮助贫困地区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我国开展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以下简称“工程”)。从1996-2005年共实施两期,根据财政部的统计,最终一共落实到位资金205.48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拨款78.92亿元,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兵团)地方财政配套97.37亿元,两项相加占到总投资的85.7%。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及地方政府专款投入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教育扶贫工程,我国共新建小学5380所,新建初中2466所,基本打造出“一村一校”格局,较好完成了“普九”目标。
然而就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的2001年,伴随农村税费改革以及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布局开始发生转变。
彼时,《决定》确立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此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主体为乡镇两级政府,主要经费来源是农民自身,这一决策则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权转移给政府,经费保障也转为地方财政为主、中央财政为辅的模式。
除了顺应国际主流趋势,这一政策配合农村税费改革,改变了过去农民既要纳税,又得掏钱办义务教育的不合理状况。然而,虽然《决定》要求地方政府对因税费改革而减少的教育经费要予以优先安排,确保当地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低于改革前的水平,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原有乡镇一级政府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欠账上移,县级政府在税费改革后财政吃紧,同时中央财政的配套资金不到位,至此,促使“撤点并校”运动发生的历史格局基本成型。
邬志辉对本刊记者表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发生的原因很复杂,目前学界还存在一定争议,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他说:“农村学龄人口减少是一方面,政府自身也有原因。从2001年开始调整,财政部设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奖励专款”,一年拿出10个亿来支持,要连续下拨6年,实际上到2005年的时候,才意识到有点儿控制不住了”。
不过邬志辉也认同,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地方财政的问题。他表示当时有的县同时要管400所学校,投入大管理困难,因此县政府认为如果合并,不仅管理容易还能产生规模效益。
杨东平指出,大规模“撤点并校”现象的产生,其动机是“非教育的”。他表示,这一政策之所以获得强有力的行政推动,是由于学校撤并可以明显减少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另一方面,它正在演化为一项新的政绩“运动”。在地方政府“城市化率”的攀比中,“撤点并校”成为拉动县镇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有力工具。
适当恢复校点呼声渐高
那么事实上,在大规模的撤并之后,地方政府对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发生了哪些变化?
2005年,教育部发起“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力图解决农村学生上学距离拉长后的寄宿问题。杨贵平由此提出疑问:地方政府为建设寄宿制学校需要投入多少?包括食堂、宿舍等硬件投入以及伙食、校医保安等软性投入,与过去村村有小学相比,投入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
另一个更明显的事例在于校车。邬志辉很直接地告诉记者,他并不赞同在中国大面积发展校车。因为很多乡村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其道路条件并不适应校车发展。
“据我了解,全中国只有约20%左右的地区适合发展校车”,他这样说道。
此外,邬志辉表示校车的投入非常高,举例来说:一个拥有1万左右学龄儿童的地区,共需要购买三四百辆校车,只这一项投资就要上亿。每年的司机、燃油费、日常维护费用,又需要大约两三千万。
于是在这样的高额投入面前,县级政府的选择再度发生转变。邬志辉介绍说,某地最近3年计划投入6千多万元,恢复十几个农村教学点。地方政府此前算了一笔账,若不恢复这些教学点,学生的上学距离就将超过5公里,需要配备校车。相比之下,恢复教学点才是更为经济的办法,同时也解决了安全问题。
前不久新疆教育厅也发出通知,要求“凡是造成学生失学、影响入学率、巩固率的;寄宿制学校食宿、安全不能保证的;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又无法解决交通工具的,撤并的学校和教学点应予恢复”。
一时间,适当恢复已撤并校点的呼声逐渐高涨,但杨贵平对此并不乐观。她表示,若有家长强烈要求恢复的学校可以恢复,但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将不会很多。
“当一个村子的学校消失,村里的很多人也就搬走了,能够挽回的非常有限”,杨贵平如是说。
关于教育质量的“伪命题”
在既成事实面前,也许更重要的思考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是否因此得到了提高?作为支撑“撤点并校”的一个有力说法,记者采访的两位专家却都表示,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滋根长年接触最基层的教学点,在杨贵平看来,边远地区农村教学点的质量差,一是总体农村教育投入不足,二是经费到了县,也分配不均。越是边远贫困的学校,分配越少。杨贵平苦涩地笑着说道:“比如贵州一个县里来了教育投资,县城附近学校的教学楼拉倒重建。又有投资,再拉倒重建。于是县城附近的学校越盖越好,而边远地区依旧毫无变化”。
在教师方面,更是分配不公。合格的公办老师往往集中在县城附近及乡中心校,而许多偏远学校,请的是代课老师,工资不到公办老师的1/5。杨贵平据此强调,偏远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差,教育投资不足是主要原因。再进一步说,农村义务教育的重点是什么?是提高考试分数,还是培养孩子的能力?
“在一个孩子的成长期,只有40%的认知是从学校得到的。校点撤并后,很多孩子从小就离开家庭,脱离社区,过一种完全封闭的生活。对其学习应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挫伤”。杨贵平忧虑地说道。
邬志辉也表示,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进行过大规模的中小学布局调整,在之后进行的反思中,也认为此举可以提高教育质量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他表示:“小规模学校也有好的,大规模学校也有差的。这其实是一种将‘有学上’和‘上好学’对立起来的错误思维方式。在是否恢复校点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关注边远地区基层校点的建设以及新型教学模式的探索”。
在无法挽回的伤害之外
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中国滋根志愿者刘磊在山西吕梁山区待了5年,对于基层的情况比较了解。采访之初,他向记者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不仅贯穿“撤点并校”这一运动发生的始终,还涵盖了当下和未来仍旧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过去的村小还承担着适龄儿童学前教育的功能。撤并之后,幼儿园的问题怎么解决?是否能让幼龄儿童住校?还是要另外兴办幼儿园?”刘磊这样问到。
在许多仍需思考的问题之外,中国滋根在基层的默默耕耘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刘磊介绍说,他们从2007年开始尝试一种“一校一村”的办学方式,其关键是村校互动,让学校和乡村能够共同繁荣生存下去。目前看来试点效果都很不错,而且很关键的一点是,这些尝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以及生均经费,远远低于国家现有水平。
从国家政策层面,邬志辉也向记者介绍了一些新动向。在其参与的《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将对地方政府的撤并行为做出较强硬的约束,包括规定学生每天上学单程步行时间不得超过40分钟以及增加撤并审批难度,县级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规划要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并由省级人民政府汇总后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备案。
此外,鉴于农村义务教育财政的70%是投入在教师身上,邬志辉表示,他们最近正在筹备一项政策研究,为边远艰苦地区农村教师提供特殊津贴。此次调整幅度较大,初步预计在当前教师工资水平的1.5-2倍,随岗不随人,希望能够借此真正为偏远校点吸引好教师。
这一政策的另一特点在于兼顾了各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将全国所有县区划分为7类,每一类中再分出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教学点这3级,并以此为根据调节资助标准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分担比例。
补记
截至记者发稿前,教育部《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已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于这一文件的出台,媒体多给予“纠偏”“反哺”等积极评价。这份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农村“就近上学”的标准,对于其他关键问题也均有涉及。下一步期待有关部门能切实收集及吸取各方反馈意见,进一步细化条文,将政策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