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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三公消费”要用“法”

冯兰花2012年9月14日11分钟155 次阅读


治理“三公消费”要用“法”

 

  时至今日,“三公消费”沦为“腐败、浪费、奢侈”的代名词令人备感痛心,挥霍浪费公款只违纪不犯罪的情况当终结。

  “三公消费”是当前公共行政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为此,今年7月9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机关事务管理活动的行政法规。近来,还有近百个中央部门纷纷嗮出了自己的“三公消费”账单。

  中央的诚意十足,可惜民众的质疑声仍然不断。

  发轫良好的“三公消费”治理措施究竟如何才能取信于民?人们普遍认为,“三公消费”的根本问题在于制度不严、监督不落实。因此,要解决这一痼疾,“三公消费”公开之余,还应当有治权机制,有刚性的问责体系,即治理“三公消费”要“入刑”。

  众所周知,过多过乱的“三公消费”危害甚大。其一,消耗了大量资源,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挤占了改善民生等资金需求。央视《新闻1+1》栏目披露,中国行政开支中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的“三公”消费就高达9000亿元,占2011年全国税收近10%。其二,为权力与利益的交换提供了结合点,是形成诸多丑闻和腐败的源头,损害了政府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

  由于长期以来关于贪污罪的界定存在一种悖论,即“把公共财物放到自己腰包里才是犯罪,而把公共财物吃了喝了玩了,则只是违纪而已”,结果导致对“三公消费”的治理,除了个别被认定为贪污受贿外,其他的都因为“法无明文不为罪”未受到必要的追究,检察机关常常是对此束手无策。衡量一个行为是否需要入刑,可以用法学家帕克的一句话给以回答。“一个行为之所以被规定为犯罪,是因为该行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对社会的威胁是显著的,从社会的各重要部分来看是不能容忍的”。“三公消费”每年庞大的耗费,群众的深恶痛绝,中央和地方屡屡提出的各种“三公消费”治理方案,都已经说明了入刑的可能性。很多时候,法律和道德划分得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我们应当做的是努力让法律和道德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分界线。当某种社会行为普遍地损害或危及到社会利益时,法律就应该去限制它、惩治它,减少它对社会的危害性和破坏性。“重症需猛药”,“治吏需重典”。刑事处罚作为惩罚性最强的社会责任承担方式能对公共行政权力形成足够的压力。只有对那些认为“职务消费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公款浪费者施以重罚,才能避免国家财产的流失,才能预防腐败的滋生。刑法虽严,但在经济领域适当扩大犯罪圈是我国目前的总体趋势,而且这种扩大具有当代价值,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符合全体国民的总体利益,是治理“三公消费”的有效手段。

  其实,“三公消费”入刑的提议早已有之,历年来也不乏反对之声,主要理由为:“三公消费”太普遍,如果入刑,发案率很高;“三公消费”的证据难以固定;“三公消费”入刑欠缺可操作的标准。对此,笔者不以为然。

  第一,发案率高的观点带有明显的“法不责众”思想,而我国的“三公消费”还没有到“法不责众”的程度。“三公消费”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不在于数字的大小,而在于其支出的是否合理。纳入入刑范围的“三公消费”通常要符合两个要件:主观上有故意,是与公务无关的消费;客观上有结果,滥用权力达到一定程度,金额较大或社会危害较大。这当中存在度的界定,只要划定了“罪与非罪”的界线,不大可能出现“个个犯法,人人自危”的情况。第二,“取证难”在反腐败的各个领域均普遍存在,非“三公消费”独有。取证是一项不断进步发展的刑事侦查工作,它的技术水平不能成为裹足不前的理由。现实中我国每年惩处的腐败犯罪案件也不少,哪一案件不是在取得了证据的情况下定案呢?“三公消费”最终都要以“入账”为手段,取证虽有难度,但谈不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三,在一定意义上,可操作性的怀疑与发案率高的观点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发案率高的论点没有区分行为的程度与性质,可操作性的怀疑则否定了区分行为的程度与性质的可能性。其实,“三公消费”入刑的实施节点在于科学核定公款挥霍浪费的标准化体系。首先,我国可类比参照“酒驾入刑”,像区分“醉驾”与“酒驾”一样对有关的“三公消费”加以区分;其次,借鉴我国香港地区或者国外的相关做法,结合具体情形确定惩罚的幅度,如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携妻子用公车外出旅行,被判6个月监禁。

  “三公消费”入刑彰显问责体系的内部配合与结构完整。在经济犯罪领域,判断一个危害行为是否符合经济犯罪构成条件之前,需要先行考察该行为是否为行政法律法规所禁止,唯有在行政法律法规也认定其为违法行为时,才可以在必要性前提下对其定罪量刑。现在,国务院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正式对那些违反“三公消费”标准与预算行为的违法性给予了定性,并用第五章规定了法律责任。例如,它要求对有关的责任人给予行政警告、行政记过和行政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违法性明确之后,“三公消费”入刑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三公消费”领域的行政治理属于权力阶层的自我约束,体制内监督手段虽然向社会传递了正向价值,形式主义的危险却也时刻与之相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诸多有关“三公消费”的禁令被装入各类行政法规的“铁桶”中,但“杀伤力”差强人意,多数时候只是轻描淡写地内部处理。当刑法能够以一种行政体制外的力量介入时,不仅使“三公消费”的问责手段得到了强化,还使问责体系得以形成为一个结构完整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约束系统。以此为基础,根据“三公消费”主体程度不一的行为情节,把违法性的行为归入行政违法的范畴,把具有犯罪性的严重危害行为上升为刑法调整。由刑法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互配合,共同发挥治理作用,将是消除“三公消费”顽疾的完整法律举措。另外,刑法的最终性和严厉性还可以为其他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三公消费”由来已久,它的衍生和发展是一个渐进演变的过程。时至今日,“三公消费”沦为“腐败、浪费、奢侈”的代名词令人备感痛心。挥霍浪费公款只违纪不犯罪的情况当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