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到有,他用爱和勇气开拓了我国小儿外科的历史。简单朴素,推己及人,是他的行医信条,也是其处世哲学
10月的北京,迎来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复兴门外二环路西侧,是北京儿童医院的所在地,每天有超过7000人次的患者涌向这里。医院西侧的门诊楼大厅,人流如梭,间或夹杂着孩子的哭闹声,人群往来的声音、脚步声、童音,制造出一种特殊的共鸣声,在大堂上方回旋。繁忙有序,有些超负荷,这是这家已经在风雨中走过70载医院的常态。
每个周一和周四的上午,一位九旬老者,高挑清瘦,着白衣大褂,还照旧出门诊、查房,光从孩子的哭声里,他就能判断哪个病比较重,哪个差不多痊愈了,他的温和从容让这繁忙的场景有种淡定和沉淀的力量。
穿过门诊楼,七拐八拐,走到一间平房,就是这九旬老者的办公室。张金哲,我国小儿外科之父,中国唯一的小儿外科院士,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他的办公桌对面,立着一个桌签:胡亚美,以攻克小儿白血病而知名的儿内科专家。全国儿科界至今只有3名院士,除了已经去世的、我国现代儿科奠基人诸福棠,剩下的两位都在这间朴素的办公室里。
就是在这里,张金哲和我们一起回顾从医60多年的人生路。弹指间,一甲子;自难忘,唯感慨。
从小习惯到老先生
不仅在小习惯上传承了名家,就是从事小儿外科,也是因诸福棠、胡传揆两人的半开玩笑而起。
张金哲有个习惯,对每一个病人起身相迎、起身相送。从医60多年,这个习惯也坚持了60多年,年至九旬亦如此。
张金哲白大褂的左胸前,是他自己用笔描出的5个字——“外科张金哲”,让病人一进门就知道谁在为他看病,是为了和病人保持平等。每次换洗白大褂,字迹模糊了,他就用签字笔重新描一遍。
谁也不知道,这些小习惯源远流长。
在兵乱和日本侵华战争的轰炸中,张金哲完成了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习。张金哲开始并不想学医,想学航天工程,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人打不过日本人,就因为没有飞机。可当时的学校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只剩下外国教会学校,想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但当时政治腐败,那就选择自由职业——学医吧。
抱着“不为良相,宁为良医”的决心,1938年张金哲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系,1941年,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后辗转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上海医学院。
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我国近代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特别重视“接诊学”,并在学校开了专门的课程。当时的教育者认为,只是学会医学并不一定会看病,还要学会接待、跟病人沟通等。“当时很讲究这个,见到病人要站起来,头一句就问好,向病人介绍自己,有一套流程。”这么多年过去了,张金哲用英文复述跟病人的见面语时,依然非常标准流利。
可在1953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这些被批判为资本家的奴颜婢膝,张金哲也不敢再提。但运动过后,这个习惯还是坚持了下来。可张金哲发现,其他医生都不张口介绍自己了,他不想显得例外,干脆折中,在白大褂上描名字,病人只要一留心就能看到。
也许这是张金哲的运气,在他从医的道路上,碰到了颜福庆、诸福棠、张鋆、吴英凯、胡传揆等老一辈的医学名家。不仅在小习惯上传承了名家,就是从事小儿外科,也是因诸福棠、胡传揆两人的半开玩笑而起。
小儿为医家之最难,中国古代就有“宁医十男子,莫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莫医一小儿”之说。建国初期,我国连个正规专门的儿童医院也没有,遑论小儿外科。张金哲一个老师的孩子得了白喉,医院无人能做气管切开手术,“当着我的面,那孩子就死了。”这让张金哲深受触动——小儿外科手术必须有人去研究、去做!这是张金哲要做小儿外科大夫的第一个动机。
机缘巧合。1950年夏,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不满30岁的张金哲是北京大学医学院的住院总医师(“住院总医师”是协和医院用于培养医学毕业生成为优秀医生的制度,筛选极为严格),还没有正式安排到哪个科室去工作。他随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胡传揆开会,“我就是去帮胡院长提包的,要不那么年轻也参加不了那么高级别的会。”张金哲笑着回忆道。
会议的重要议题是加强妇幼保健工作。要有小儿科,最起码有个外科,可谁去做呢?没有人做过。著名儿科专家诸福棠跟胡传揆聊天时说:“你要真支持我,就给我一个好大夫!”胡传揆指着站在身旁的、刚出师的张金哲,半开玩笑地说:“就他吧!”
1950年,张金哲真的就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建立了只有5张病床的小儿外科。1955年,张金哲被调到新建的北京儿童医院任外科主任,当时外科只有15张病床、两间手术室。那时候全国没有一个大夫专门做过小儿外科,假如来了个小病人,要开肚子、接肠子,要请示谁?诸福棠给张金哲做后盾:“我也不懂小儿外科,可是我懂什么是科学。”诸福棠说,在确定手术怎么做之前,先确定个可行的方案,再经过物理实验、化学实验、动物实验等,这些做齐了,找我来,我批准。
“我当了外科主任,也采用诸福棠的办法,慢慢建立起小儿骨科、小儿泌尿科、小儿心脏科等,成人的病儿童都有,除了没有产科,其他的儿童医院都有。”张金哲说。
几个医学大师的智慧滋养了张金哲,这种营养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源远流长。
不满意的地方就有科研
“我们老说良药苦口,为什么非要苦呢?你能不能想办法去解决?”
在国际上,有多个以张金哲名字命名的治疗方法,为同行们津津乐道。
他针对先天性巨结肠设计的环钳吻合术,由于简便安全,被称之为“张氏钳”;他发现直肠周围鞘膜及其生理功能,提出松懈此膜可以延长直肠残端,从而避免开腹手术,被瑞士、德国等国家的同道称为“张氏膜”;他还创造了胆道再造手术防返流的“张氏瓣”。
有趣的是,张金哲在瑞士一个国际会议上第一次听到“张氏膜”时,他自己都糊涂了:“什么叫‘张氏膜’?”后来才搞明白,原来国外为了区别不同特色的医疗方法,习惯用姓氏来命名。
中国的小儿医学被西方发达国家孤立了多年,但因为有了张金哲等人的努力,发展起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小儿外科。张金哲创造的这些简单易行的方法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欢迎,即使一些发达国家在困难地区援助时,也予以采用。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小儿医学在国际上有了发言权。台湾一位叫洪文宗的同行向张金哲一语道破:“美国出来一项高精尖技术,不超过6个月,我们也能做出来,但是做得再好,也是二手的。你们有自己的东西,所以有地位。”
相比起其他学科,医学的创新更需要勇气。让人没想到的是,张金哲的第一次小儿外科的创举,是在自己女儿身上完成的。
1948年前后,一种后来被命名为“婴儿皮下坏疽”的传染病席卷了各地医院的产房,起病突然,病变区蔓延迅速,夺走了许多孩子的生命,死亡率几乎为100%。大夫们束手无策,张金哲提出:能否在发生大面积感染之前把婴儿的患处切开,放出脓血,缓解病情呢?他的想法被临床大夫一致否决。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熟透了、不再扩散了才能开刀。
当年8月,张金哲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也未能幸免,传染上了“婴儿皮下坏疽”。张金哲当时就在医院,一看这种情况,也用不着请示谁了,就给女儿剌开一刀。
“因为我知道,我不剌这刀,她肯定死。我也没别的办法,所以就孤注一掷,可这一下子,她活了。”张金哲说。
张金哲的女儿因而成为“婴儿皮下坏疽”手术成活的第一个病例。这个病的死亡率当年就降到10%。
不仅女儿,就连自己,张金哲也敢于奉献出来,充当实验品。“文革”的政治风潮中,提倡各个医院用针灸麻醉代替复杂的麻醉,儿童医院要不要做?恰好当时张金哲被怀疑为胃癌,在手术室观察了6个成人针麻的手术后,张金哲选择用针麻来做自己的手术。“针麻只管肚皮,剌开肚子,扒拉胃就会疼,我就嘱咐他们再补点麻药。”张金哲现在回忆起来这手术口气很轻松,可当时手术室的主任,也是张金哲的学生,边手术边问手术台上的老师:“要是检查没有癌怎么办?”“照原计划进行!”
手术做完了,张金哲的结论是:针麻有它的好处,但是不适合在儿童身上用。“针麻后,要在硬板床上一动不动躺6个小时,我都受不了,何况孩子?”张金哲说。
在那个年代,连手术前都要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大夫护士念上半段,病人念下半段。在那种氛围下,张金哲坚持不在儿科用针麻的勇气不是现在的人所能理解的。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小儿外科之所以举步维艰,就是因为麻醉水平滞后。当时的全身麻醉主要采取吸入式麻醉,但这种方式必须要用气管插管,不同年龄的孩子需要不同管径的气管插管。但当时条件所限,插管严重缺乏。
张金哲和麻醉专家谢荣合作首创肌肉注射硫喷妥钠基础麻醉加局部麻醉的方法。这个方法推广开后,小儿外科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
不具备儿科专用的医疗器械,也是造成儿科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怎么办?手巧的张金哲就自己做。至今他的家里还有个手工作坊,它是由书桌前的一把扶手椅改造而成。扶手上装有小台钳,后面墙上挂满钳工、木工、电工用具。手术中遇到器械不顺手,他就要拿回来修整一番,如果没有现成的器械,就自己琢磨,边制作边改进。就在这个手工作坊里,张金哲发明了50多项手术器械。
“外科是要动手的,白求恩都说了,外科医生至少是个木匠。”张金哲有种慢条斯理的幽默感。
2000年,张金哲在意大利接受英国皇家医学会小儿外科最高奖——丹尼斯·布朗金奖,这一奖项被公认为是小儿外科界的“诺贝尔奖”。2010年,他获得了世界小儿外科学会联合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大道至简。对于自己在医学科研上如此之多的丰硕成果,张金哲不认为很神秘,“所谓创新、科研,就是改进每天的工作,碰到一次不顺手、两次不顺手,就去改进它。不满意的地方就有科研。再好的手术也有缺点,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改进它,比如,我们老说良药苦口,为什么非要苦呢?你能不能想办法去解决?要是老遵循别人的常规,只能做‘二手医生’。”
纯真质朴的医者情怀
“要跟患者交朋友,交那种托命的朋友。病人都把命交给你了,能不交朋友吗?”
张金哲听了60多年孩子的哭声,他不仅不厌烦,还很喜欢。孩子不会告诉大夫自己的病情,哭声就是病情最好的诊断依据。病好了,一逗就乐。在孩子纯真的哭与笑中,张金哲也保持着大道至朴、纯真本原的医者情怀。
张老手术做得好,是大家公认的,可他还是个会变魔术的老爷爷。做检查时若是孩子哭闹,张金哲随手拿过一个耳镜,手转来转去,一会就把耳镜变没了。他把耳镜递给孩子:你玩玩这个?我玩玩你的肚子?哭闹的小孩一下注意力就转移了,检查就能接着进行了。
张金哲白大褂的口袋里经常鼓鼓囊囊,塞满了一些小纸条、小器械,每张打印好的小纸条上都是介绍小儿常见病的症状、治疗要点、注意事项等,这是给家长带回去的。小器械是为了便于随时给孩子做检查,省得他们在门诊和手术室来回折腾。因而经常有人感慨,现在哪有大夫能为病人考虑得这么细?
“要跟患者交朋友,交那种托命的朋友”,这是张金哲一贯的观点。针对时下紧张的医患关系,张金哲说,医患紧张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但是从医生的职业道德来说,“毛病在医生身上,不肯放下架子来,其实病人是很渴望跟医生交朋友的,病人都把命交给你了,能不交朋友吗?”有些医生老觉得自己是在赐予,患者是有求于我,“这是盲目自大”。
“好的儿科大夫必须是热爱孩子的大夫。”张金哲说,什么叫爱?孩子长得丑,妈妈不嫌弃;孩子弄了妈妈一身屎尿,妈妈还是不嫌弃。为什么有的医生看到不听话的孩子,没说几句就烦了呢?因为不爱。医患交朋友谁应该先伸手?当然是医生。虽然现在每位大夫都有胸牌,但字那么小,哪里看得清?不告诉患者自己是谁,哪有交朋友的诚意?
“你不能在那儿坐着,头也不抬,问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哪里不好。然后低头写病例,这个很不礼貌,就跟审小偷一样,是不是?派出所审小偷,问人家:有前科吗?”张金哲用这种幽默让很多医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张金哲在做医学生时,颜福庆他们就很重视医德,他到现在都记得,柯氏外科学的扉页上,大字印着“先交朋友,再做手术”。让张金哲遗憾的是,现在我们虽然强调医德,但是医学的专业课中却没有相关的课程。
他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如果你能用最简便的方法、最便宜的药治好孩子的病,那才是好大夫。”可是学生嘟囔着说,张老师,您这样做可以,要是我们用这种简单的药,家长非得把药方扔我们脸上不可。这话逗乐了大家,不过这个道理他还是耳提面命。
张金哲自己总结了做大夫要有两个“拿手活儿”,一个是“三分钟艺术”,要在三分钟之内把病因、病理、治疗讲明白,而且要用老百姓能听明白的话,不是照搬医学上的晦涩术语。另一个是“一分钟检查”,就是病人来了,在一分钟之内搞清楚他大概是什么问题。他说,这两个“拿手活儿”是基本功,需要多年的实践才能做到。
无论是西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还是中国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医者的情怀都是同样的纯洁神圣。就像他的医术一样,追求简单朴素,推己及人,张金哲总能把自己多年的从医心得提炼为朴素的话,大道至简,这种简单却构筑了他丰厚的医者生涯。
统计显示,张金哲创造了小儿阑尾炎30年15000例无死亡、急性绞窄性肠梗阻包括坏死休克患儿连续100例无死亡的纪录。
创造这个纪录不简单,九九归一,归于简单,归于医者仁心,归于最质朴的爱。
“有眼光”的严师
有人提出这么一丁点手术就用腹腔镜,好比高射炮打蚊子。张金哲却预见到:小儿外科必将是“微创”的时代。
张金哲对中国小儿医学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他培养了很多学生。现在小儿外科的很多行家里手,都是张金哲的学生。60多年来,几万名年轻医生听过他的课。
李龙,首都儿科研究所小儿外科主任医师。1990年,他有幸成为张金哲的第一位博士生。李龙说,张老同时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最多时达十余人,每周三晚上上课。上课内容包括病例讨论、国内外最新进展、实验汇报和专业英语培训。讨论时张老先让大家各抒己见,最后他来点评。现场气氛融洽热烈,当时的情景让李龙多年来一直难忘。
“‘推己及人’是张老的行医信条。张老有一颗特别细致的仁爱之心,以至于很多医学界通行的惯例也被他修正了。”过了这么多年,李龙还记得一件事。医生做疝气小手术时,按照惯例,在孩子被麻醉后,用镊子夹一下孩子的皮肤,以检验麻醉的效果。有一次当他这样做时,张老猛地一下把镊子夺过来,在他手上狠狠夹了一下。一阵难忍的刺痛!李龙纳闷哪里做错了?张老很严肃地说:“孩子麻醉时,自己已经失去了反抗反应。术前用镊子夹他,又会给他带来额外损伤。你要把病人当做你自己。”
张金哲到底影响多少人?真的不好统计。杨维,算是张金哲的第三代学生。当十几年前他还是医学院的学生时,就听过张金哲的课。课上张老说给孩子做检查时,先哈口气,搓搓手,也就三五秒钟,可孩子就避免了冰凉的刺激。当杨维做医生后,这个习惯也就坚持下来了。
在学生眼里,张金哲是个“有眼光”的严师。李龙,在小儿腹腔镜方面已经是翘楚,这条道路也是拜恩师所赐。上世纪90年代,欧美、日本的小儿外科技术水平处于领先水平,当时的小儿腹腔镜和肝移植是前沿和尖端。但当时国内医学界对于小儿腹腔镜技术的应用还有颇多争论。有人曾提出在小儿疝气、阑尾炎这么一丁点手术上就用腹腔镜,好比高射炮打蚊子,根本犯不着。但张金哲却以敏锐的学术眼光预见到:用腹腔镜做手术代表了一种方向,甚至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来临。在不久的将来,小儿外科必将是“微创”的时代。
张金哲力排争议,争取到让李龙去日本学习的机会,“他的预见在今天已被证明是极富前瞻性的”。
他经常被学生们请去帮助开展工作,看着下了手术台一口水都不喝的老师,学生于心不忍,提出按劳付酬。张金哲说:“我支持的是儿童外科事业,要讲钱,谁也请不动我。”对钱,他有自己的态度。在《院士自述》中,他用四句话表明自己的修身之道: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饱暖,四邻宽容。有个学生告诉记者,张老现在住的房子是福利分房,医院要把产权放到他名下,他坚决不同意,说我的几个孩子都有房子了,留给他们是负担,我以后也不需要,还是归医院吧。
张金哲称自己是个“生性好动,手脑不闲”的人,他喜欢画画,还特别喜欢京剧,曾担任过多年的业余京剧团团长,医院的联欢晚会上他的魔术是保留节目。更让学生自叹不如的是老爷子的幽默、豁达。有次他提醒学生注意锻炼身体:“你看,我现在之所以获得这么多荣誉,都是因为我活得比同辈的专家长,最后这些大家应该分享的荣誉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
在学生眼里,老师遇着什么事,都不慌不忙地。“文革”时,他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派去扫医院的厕所。即便这样,他也是每天高高兴兴地扫厕所。他书法好,用小楷写一些提示语贴在厕所里。就这样,还有心思搞了个站着就能捡起废纸的小发明。
(“面孔”的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修伯明拍摄或翻拍)
小传
1920年,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
1938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系。
1941年,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
1946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
1950年,首先在北大医院创建了小儿外科,成为中国小儿外科主要创始人之一。
1951年、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各立大功一次。
1955年6月,调任新建的北京儿童医院,历任外科主任、副院长及首都医科大学小儿外科教授。
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50至80年代,在以创伤、感染、急腹症为主的小儿外科急症的诊断、治疗及肛肠外科与胆道外科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为中国小儿外科迅速发展并在国际上享有特殊地位起了巨大的作用。
1980年,成立小儿外科学组,任首任组长。
1987年,中华小儿外科学会成立,任首任主任委员。
1988年3月至1998年2月,为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0年,获英国皇家学会丹尼斯·布朗金奖,该奖为国际小儿外科界最高成就奖。在中国他是唯一的获奖者。
2002年,获“2002年印度小儿外科甘地金奖”。
2010年,获世界小儿外科学会联合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手记
他就是那片星空
说实话,我对这篇稿子是不满意的,因为自己没有跳出一种窠臼,没有足够自由的文字让我自如又真实地把这位长者写得就是他,哪怕最像他——一个幽默、朴素、简单、有大爱的医者。我想这窠臼的来源有多种,有个人能力的原因,也有人生境界的差距。总之,意犹未尽。
最让我困惑的是,张老的大道至简与我们所处的浮躁又急功近利的社会之间的距离,似乎是越来越远,90多年的人生路,用这么简单又朴素的处世之道和对孩子最真实的爱走过来,真的就那么容易吗?我们能观其人生浮沉,却无法体会其中滋味。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反思或许能有益于我们自身。
中国有句古语:寿则多辱。意谓人生路越长,坎坷、屈辱找上门的几率就越大。张老也不例外,“文革”中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派去扫厕所,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只字未提,只是他的学生跟我聊天时说起,说老师每天都不急不忙的,就连当年扫厕所也高高兴兴的,“就那个时候!他还有心思搞点小发明”,学生自叹不如,这种细节更让我觉得张老处世之淡泊宁静自有一种化繁为简的定力,对于人生起伏,既来之,则安之,扫厕所如同拿手术刀,又何辱之有?
他对中国小儿外科的贡献卓著,比如创造基础麻醉加局麻,即浅中枢麻醉,患儿可以不停止吞咽等生理反应,是国际上采用的小儿全身麻醉之外的一种麻醉体系,为中国小儿外科创造了自己的特色。他还创造了“张氏膜”、“张氏瓣”等张氏系列的手术方法。不仅大的医术提倡简单朴素,易推行,推己及人,就连从医细节上都回归简单,好记好懂,比如他的“三分钟艺术”。说到底,九九归一,归于他从事这份工作最朴素的情感:对孩子无私的爱。比如为了不给生病的孩子增加恐惧,他提出从孩子妈妈身后检查的方法,还为哭闹的孩子变魔术,诸如此类的细节非爱不能想到,非爱不能做到。
大道至简,能识得大道,一以贯之,大概并不易。在他的《院士自述》里,他说自己三餐有鱼肉,出门有汽车,会客有西服,夫复何求?自己做手术有点小名气,但在经济浪潮下,虽已届暮年,更须提高警惕。也许能从这只言片语中窥得老人家的坚持和风骨。
采访张老这样的大家,一方面如沐春风,一方面怅然若失,况味复杂,我们努力追寻这些大师,却又在与当下的对比中感觉其渐行渐远,不可阻挡,不由我们心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当我们抬头时,希望看到星空闪烁,即使遥远,可有了追寻的方向和至境。
他就是那片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