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各高校的期末考试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网络上疯传这样一条微博:“据说山大某院期末考试最后一道题,18分:选出你认为上课最积极的3名同学和翘课最多的3名同学。”(1月19日中国广播网)
很多人将这种试题当作“神题”、“相互检举”,其中已投射出一种情绪化的嘲讽和不满,认为这是在“收拾学生”,“试题太荒唐”等。
但是,当我们就这个试题和这位教授的所教课程--绩效管理,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上述说法也有“偏颇之嫌”。因为“360度绩效管理”课程中,就有“同事相互评价”,在很多同学都缺失绩效考核经验的前提下,这位教授为了提高学生的实战能力,将班级“上课最积极的3名同学”、“翘课最多的3名同学”作为绩效考核对象,借此提高课堂绩效,作为一种探索和创新,就算是一种“检举”,这也没有什么。
虽然这种试题有点怪,正是这种“怪”才引起了同学的热烈讨论、媒体的密集关注。让大家身临其境的认识到了,“绩效考核”原来真的是和自身的立场、所处的地位、所持有的态度有着密切关系的。更多情况下,要想让绩效考核的人本原则得到真正落实,还真的需要“拉下脸”,进行铁面无私的评价。对优良者进行褒奖,对不良者进行批评,让求实性评价得到落实,而根本不是什么“检举”。--这不是一堂生动形象、卓有成效的实践性的绩效课程吗?
其实,在当下的教育环境中,为了让教育效应得到更多凸显,教育观念以及社会观念,不妨对这种怪异做法多一些理解和包容。毕竟,大学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这种“育人”的价值体现更在于,师者更要用独立不凡、独立风骚、自成一家的学术风格,让学生得到良好的知识发展,更得到独立性的学术精神和品质继承。
正因为这样,大学常会有这种怪教授,比如20多年前曲阜师范大学曾有几位古怪透顶的学者,公认“最怪的教授”叫陶愚川,陶与学术界同仁从无联系,甚至跟他本校、本系的同事都不来往,平时大概三天都说不了一句话。但是,这位“怪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撰写的三巨册《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面世,震动了教育史学界,获得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今天的这位教授,虽然还达不到陶愚川的这种怪异和另类,在当下非常死气沉沉、四平八稳的教育环境中,因为掀起了巨大的教育波澜,仍具有毋庸置疑的“怪异价值”、“异论价值”啊。
为了让宽容包容、大肚能容的宽敞胸怀得到继承发展,为了让放眼天下的教育精神得到继续弘扬,让高校发展更接近规律本源、学术本源,对于当下大学中的特性独立的教育个性,甚至是“挑战性怪异”,我们也应该大度宽容。况且逃课本身不是什么光彩事,这位教授也表示,逃课者的成绩也不会受影响。我们大可不必对此上纲上线,一片声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