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省人大代表、广东实验中学校长郑炽钦透露说,广东实验中学高中校区投入政府借贷占了四成,相应的,高中四成的学位,都被拿来高价“出售”用于还贷。对此,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称,实验中学的做法是经过政府批准实施的。“主要考虑引入新机制,尝试吸引社会资金,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时,该负责人非常不赞成“高价”售学位拿来还钱的说法,表示非常不应该称作“高价”。
我实在不理解这是怎样一种“新机制”,难道向银行贷款建学校,再出售学位去还贷,是“新机制”?实际上,这种做法就是“卖学位”,把本该政府投入的责任转嫁给受教育者,也制造教育不公。
有了这种“创新机制”的“卖学位”,大家也就可以理解择校费为何难以治理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政府部门的支持或者“默许”。一方面,“默许”学校收取择校费,政府部门可以由此减少对学校的投入,择校费可以冲抵政府教育投入经费;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从择校费中分一杯羹,在一些地方,择校费是以捐资助学费的方式交到教育部门,再和学校“分成”。各地、各校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基本逻辑差不多,政府部门投入不到位,但权力却无孔不入。
要取消择校费,减轻受教育者的负担,推进教育公平,就必须明确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责任,不要创建不合法、不科学的贷款融资办学方式。依照我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学校举办者必须保障学校的办学经费,作为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无论是大学,还是高中,都不可能靠经营收入归还贷款,所以学校不能作为主体去借债。虽然《教育法》规定,“国家鼓励运用金融、信贷手段,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是针对举办者而言的,政府缺钱可以借贷(再由政府财政归还),以保障学校投入,但却不能把债务转给学校,并靠学校自身的资源来解决还贷——靠学校解决还贷,途径无非有三,提高学费标准,收择校费,再就是学校办校产经营。这就是过去10年来我国大中学校学费高、乱收费,学校不务正业搞经营的根源所在。政府不愿意增加教育投入,却鼓励学校借贷发展,再用学校资源去还贷,貌似很“创新”,实质是教育产业化的思路,以及推卸教育投入责任的不负责任做法。这种思路和做法不调整,不可能治理择校费问题。
说到底,解决择校费问题,应该明晰政府和学校的权责边界。目前存在的“权力择校”和“金钱择校”,与政府和学校的权责边界不清有关。如果政府的办学责任和权力,就界定为依法保障教育投入和依法对学校进行监管,还会存在“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种“以教养教”的“机制创新”吗?如果政府部门保障了学校的投入,而学校自主办学,政府部门无权干涉学校的招生、学生培养,还会有择校、择校费的乱象吗?
对于我国教育和学校发展来说,真正的创新,是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其中两个环节最关键,一是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制订教育预算,监督政府必须按预算拨款,改变当前教育拨款由政府主导,想拨多少就拨多少的问题——这导致我国教育长期欠债;二是建立社区教育委员会、学校理事会,由教育委员会、学校理事会制定学校发展战略、遴选校长,实现学校的自主办学。(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