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文斥高校论文体制的湖南大学“刺头”讲师是学二代、不缺钱、有退路
湖南大学讲师杨飞因为一篇长微博最近红遍网络，“新华社记者堵在门口非要采访！”说起被媒体追堵，杨飞有些得意。
十一期间，因为两年没有发论文被转岗当图书管理员的杨飞为自己的转岗写了一篇申诉长文，痛斥中国高校老师花钱发论文成明规则的怪现象，并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成了不少网友口中讨伐高校科研腐败的战斗檄文，获得网络一边倒支持的杨飞甚至开始期待在舆论的不断推波助澜下能让自己跟湖南大学校长甚至高教司司长直接对话辩论。
但是，湖大校长并没有搭理这个小讲师，学校人事部门下达了最后通牒：10月12日必须去图书馆报到。
杨飞最终还是老老实实去湖南大学图书馆报到了。但杨飞觉得这事没完，“我为什么不拒绝媒体，就是想把这个事情搞大！我就是一个刺头，要刺刺这个社会麻木的神经。”
被转岗至图书管理员
43岁的杨飞至今无妻无子，自认了无牵挂。在网络发布长微博后，国内数家媒体登门采访，杨飞坐在沙发里，有些怅然地对记者说：“我从来没有这么有名过！记者堵着门口非要采访你哦！”但是也有让杨飞很不爽的事情，他被安排在湖大图书馆特藏室当管理员。自由惯了的他虽然依然嘴硬“我最喜欢图书馆，那么多书看！”但仍在不经意间流露“不是为了照顾我爸爸，我早就辞职了！”
“我早就不要脸了”
目前在图书馆上班的杨飞开始了每天规律的生活，作为特藏室的管理人员，杨飞主要负责一些善本、古字画的管理。“比较烦的是要朝九晚五，没事也要在那坐着！”过去自由惯了的杨飞觉得这是管理员工作唯一的缺点。
转岗事件后，杨飞频频出现在不少媒体上，湖南一家媒体用《讲师的面子》为题报道了他的事情，将他撰写长微博“非议”高校论文体制归结为“面子”过不去，情急之下的被迫之举，对此，杨飞很有意见。“我早就不要脸了，怎么会为了面子写这个文章。”杨飞至今仍认为，这篇长微博的初衷除了要向不断打听自己转岗缘由的同事、朋友作个交代，就是觉得不服气，“明明是你们错了，却让我转岗！”
杨飞所说的“错”就是以论文论讲师资格，“我可能不是最好的老师，但肯定不是最差的，如果学生让我下岗我也服气，凭什么因为我不愿意花钱发表论文让我下岗？而且你都让我转岗了，还不让我发发牢骚？”
但是杨飞没想到这个“牢骚”的威力如此之大，直到电话被打爆，微博被转发了36000多次，粉丝几天涨了20多倍，杨飞开始觉得“这事有点闹大了！”
“我姐姐在新加坡都知道了！”杨飞的父母不上网，所以并不知道这件事，为了怕别人吓着老太太，杨飞打印了一份自己写的公开信给母亲看，作为中南大学的教授，母亲看过信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这样说打击面太大了！”
“我承认还有10%的高校老师在认真搞科研，但是大部分高校老师都是在‘搞钱’。我去年年薪才8万元，高校老师这个收入养家糊口最多只能喝喝粥，所以大家才会拼命搞项目！”所以，杨飞觉得自己没错。
实际上，在杨飞贴出长微博后，有人开始搜索杨飞写过的两篇长文来“鉴定”他的学术水平，很多网友在看到他那两篇名为《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综合分析》、《真实的谎言——论一切低碳经济学都是纸老虎(兼全球气候变暖批判)》的“论文”后，开始转向批评他的学术能力，有些人说他是“高校混混”、“垃圾讲师”，“自己在高校混不下去还要胡搅蛮缠”，评论也从开始一边倒地支持杨飞转向理解支持湖南大学。
但杨飞并没有为此烦恼，“按湖南大学的制度让我下岗是对的，但制度要允许人批评，你必须形成一个宽容的社会，让人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个社会才好玩嘛！”
湖大人事部门的领导曾经找过杨飞，让他不要再接受媒体采访，“他管得了我？”杨飞对此很不屑。“我坚持自己没错，但凡有点逻辑分析能力的人都知道我说的没错。”杨飞认定自己占着理，所以他坚持着自己的“叫板”。
“我一直都是刺头”
杨飞做刺头已经不是第一次。所以，在与湖大“叫板”的过程中，杨飞从未有过怯意。实际上，不管面对的是父亲、老师、上司还是现在的湖大领导，杨飞始终都保持着自己的“刺头”本色。
杨飞的小学是在长沙市西区(现岳麓区)杜家塘小学度过的，中学6年是在湖南师范大学附中。杨飞自称，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从来不是一个好学生，捣蛋被罚是家常便饭，小时候曾经因淘气被父亲打得离家出走。
“大学基本是混过来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逃课。”大学毕业后，杨飞被分配到建设银行，这是很多人羡慕的好工作。运气不错的杨飞半年后从银行一线部门被分到信贷部门，“这是银行的肥差，骑着单位配发的铃木王，腰别传呼机，西装革履，口袋里的钞票一天天鼓起来，抽的是最高档的香烟，各种私人用品也越来越高级，最新款的爱华播放器和索尼便携CD机我是出一款买一款。”一年前的穷学生快速变成了一个让人羡慕的银行小帅哥。
但即便是日子过得如此舒坦，一点也不妨碍杨飞做“刺头”，1995年，因为看不惯新来的行长，杨飞在办公室里和领导“大干一场，差点打起来”。领导当时就说：“你不是嗓子痛吗？明天可以请病假了！”杨飞也不示弱，一赌气就辞职了，大家眼里的肥差被他弃如敝屣。
同样的经历发生在2002年，当时在新加坡一家大型电信公司工作了3年的杨飞也是因为和上司的矛盾选择辞职，回到国内。
事实上，这次被湖南大学转岗虽然在别人眼里有些自找的味道，但杨飞仍然认为自己是“被迫的”，“对于我来说有几大恶，说谎就是其中一个，花钱发表论文就是‘逼良为娼’。”
杨飞觉得除了这次与湖大叫板，他一直以来在系里都是好好先生，“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脾气已经好了很多，还经常帮老师代课，大家和我关系都不错，我发了长微博后，院系领导给我打电话也说支持我的观点。”
但是，因为不愿向制度低头又要站出来“嚷嚷”，最后，杨飞还是成了不折不扣的“刺头”。
“刺头”的履历五花八门
虽然频频接受媒体采访，但是杨飞很少跟媒体谈自己做“刺头”的底气，实际上，杨飞并不是一个靠讲师饭碗吃饭的普通讲师。
杨飞是学二代。杨飞的父亲是湖南大学的教授，也是原湖南省计算机高等专科学校的党委书记，母亲是中南大学的教授。
杨飞不缺钱。从小家境不算太差，上班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银行，“90年代末我的年薪就有8万多元，这是一个在那个年代很可怕的年薪。去年我当讲师年薪也才8万多元，你说我是为了钱当讲师吗？”虽然，杨飞不肯花钱发表论文，但不表示他没钱，这也是他能“叫板”湖大的底气所在。在新加坡工作期间，杨飞已经年薪不菲，早些年在银行工作有一些积蓄，这些年，他炒股一直运气不错。在房价高企的今天，杨飞还坐拥三套房产，其中他一人居住的那套房子就有140平方米。最近，他还和朋友一起在距长沙50公里的郊外租了一块地准备搞农家乐。“实在不行，我姐姐在新加坡有公司，她老是催我去新加坡帮她，她是一个小财主。”
杨飞不缺经历。翻开杨飞的履历，简直是五花八门，大学讲师、职业摄影师、骑行发烧友、金融从业者、二流作家、纪录片拍摄者，他曾被素未谋面的老板赞助出书、在新加坡办过个人影展、一人从北京骑着单车回长沙，杨飞觉得某些经历甚至有些“传奇”，他唯一的一本印刷品出版物《滇藏星空》就是在一名企业高管的赞助下出版的，“这个老总根本不认识我，只是在网上看到我的文章和照片就打电话给我，认为我应该出书。我说我没钱，他就让我第二天去找他。”杨飞随后从这名老总的秘书手里拿到了一张3.5万元的支票，“我至今没见过这个老板。”
“他们现在千万别让我回去当讲师！”最初，杨飞仍为不能当讲师耿耿于怀，但是长微博火了之后，杨飞找到了更让他实现内心满足感的事情。“我说句实话，这是个好事，我一直强调对社会的贡献，帮助的最高形式是精神上的帮助，而且帮助的人越多越好，我站在讲台上，帮助的是几十个学生，但是我这次跳出来面对的是十几万读者，引起他们的思考，这是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
虽然杨飞不忌讳“刺头”的称谓，但在采访快结束时，杨飞还是非常坦诚地向记者强调：“我其实不是存心挑刺，凡是不符合逻辑的刺我就要挑，凡是不利于这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刺我就要挑。我就是通过身体力行培养刺头，把这个社会的风气改过来，最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独立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