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开学，武汉新洲邾城街章林小学一(1)班的42名留守学生，用上了装有铁架的新型防近视课桌椅。读书时可将铁架推到课桌外侧放课本;写字时拉回内侧以防趴着写字。这批桌椅是由武汉市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治中心为学生配备的。(2月23日《北京青年报》)
赞扬
防近视神器可以有
这批防近视课桌一经推出并在网上公开，立即引发民意轰动，其中大部分人都称之很赞，但也有不少人对这种用“防近视神器”来预防近视的做法给予怀疑，认为此举仅仅是一种应景，对于防止青少年学生的近视而言，成效值得怀疑。事实上，如果仅仅是用这个“防近视神器”的座椅来防止青少年学生近视，而缺乏其他辅助措施的跟进，比如“减负”，比如增加课外活动时间，比如普及用眼卫生等等，确实是难以在防止青少年近视方面“立竿见影”的，但不管如何，这样的“防近视神器”确实可以有。
青少年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和教室度过，在课堂上和教室内的用眼行为是否卫生，已经成为近视眼形成的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看，推行带防近视护栏的课桌椅，其作用从理论上是毋庸置疑的。更关键的是，新装置的防近视护栏学生用起来也反映很舒服，能有效地帮助学生养成科学的坐姿和读书学习习惯，这从使用上不也是更具现实意义和价值吗?如果从学生个体预防近视的角度感觉是效果明显的，那么我们作为事外人的成人，又何必指三道四地质疑和怀疑呢?对于科学防治青少年学生近视而言，仅有带防护栏的课桌椅这种“神器”确实不够，但并非因此就否定其作用和成效啊?也不能因此而停下关爱呵护的干预而坐等其他措施都凑齐了才开始实施“防近视工程”啊。
如果仅仅是为了保证整体效果而去等待，而不是科学有效的逐步改进，不是充满善意的哪怕一点点的关爱和呵护，这恐怕只能是置身事外而没有顾及青少年自身感受的“纸上谈兵”。因而，对于“防近视神器”而言，现实中是可以有的，其作用和成效也是毋庸置疑的。
许朝军
应少些“治本洁癖”
早在2009年，原卫生部、教育部联合调查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四亿多近视眼患者，近视发病率达33.33%。而其中的“重灾区”是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已高达50%-60%，总人数高居世界第一。虽然防近视栏杆看起来有些另类，在使用过程中也存在着灵活性不足，未能顾及到个体差异等等缺陷，但其对孩子行为习惯的养成，却有着很重要的辅助作用。无论从目的性上看，还是从最后的结果期待上看，防近视栏杆的做法，都应当值得肯定。
然而很多人却对此并不赞同，甚至包括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都认为，这样做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因而应当“洗洗睡”。很多人都认为近视的根本原因在于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如果不能实行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负担，那么这样的治标之法，就不可能有实质性意义。
不能不说，这种观点犯了“治本洁癖症”，指责也显得过于偏激。首先，治本之法从来都是建立在治标之策上。其次，这种方法在规范孩子的坐姿以及保持相应的用眼距离上，有着特殊的作用，即便其以工具性的形态呈现，只要有效都值得尝试。量变才能带来质变，类似的有效方法实现了聚合，科学正确的用眼习惯才会养成。再次，防近视栏杆本身跟教育改革并不冲突，在现有的体系构建下，实行必要的改变和改善，只要意义正面都应当值得肯定。用一百步的标准去要求五十步的措施，并非理性和成熟的价值评判，对于创新与求变者也会形成打击。
“治本洁癖”会导致过高评判标准和检验原则，如此做会增加改变现状的难度，也会导致社会信任之间的鸿沟，并因此衍生出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比如在反腐领域，无论是廉政屏保，还是廉政保证金，或者是“贤内助工程”等等，都遭到了外界的质疑;而前不久出现的“偶遇领导”的现象，也被一味地冠以“作秀”，让很多本想接地气走基层察民生的官员，只能“望而却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