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下午，应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与自治区专门史重点学科邀请，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著名西域史学专家华涛先生在校本部9#118室做了一场以“《史集》中的‘中国’名称及研究意义”为题的学术报告。此次报告由该院冯冠军副院长主持，来自人文学院历史与民族学系及其他单位的多个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教师聆听了报告并与华涛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
华涛先生从《史集》中将中国北方称为“乞台”、南方称为“秦”或“摩秦”讲起，解读了为什么拉施特使用不同的“命名方式”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同及混乱的命名方式。他认为拉施特是按照中古时代穆斯林文献中有关中国的基本知识框架来叙述的，而古代托勒密将亚洲东部分为两个部分的思想影响了穆斯林作者，华先生还现场展示解读了托勒密地图中的亚洲东部图，证明穆斯林将位于极东的中国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已成为他们的知识框架和叙事模式，到契丹兴起，、“乞台”成为中国北部的指代词之后，形成北“乞台”，南“摩秦”的模式。拉施特关于东方地理的混乱概念，反映了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对东方知识的混乱。虽然西亚、欧洲与东亚、中国很早就有接触，但他们在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欧洲航海家亲自到了中国以后，关于东亚、中国才有了明确概念。《史集》编纂成书时，忽必烈已经建立了元朝，拉施特在知道东方有一个统一的元朝之时，为什么仍使用“乞台”和“摩秦”来指代东方的“中国”呢?因为“大元”并不是蒙古帝国分离后的其中一个由忽必烈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的国家，而是从俄罗斯到太平洋拥有欧亚大部分地区的蒙古帝国本身。“大元”只不过是“大蒙古兀鲁思”的汉文名称而已。忽必烈明确表示元朝继承的是中国汉唐以来的传统，是中国的“正统”，而拉施特表现出对中国历史编撰学中所谓“正统观念”的保留是其使用不同名称的原因。听众为华涛先生丰富的资料、严密的论证及新颖的观点所折服，不断抱以雷鸣般的掌声。
在提问互动环节，华涛先生又回答了“新清史”学派的存在意义等问题。虽然时间一再延长，但师生们仍意犹未尽，互留联系方式，相约继续交流讨论。讲座取得了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