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日寇侵入香港，我一家乘难民船离开香港到达澳头，经过廿多天的艰难步行，在凄风苦雨的农历严冬除夕到达我的家乡——揭阳桂岭客洞村。那时，广东省立韩山师范学校已迁来我村隔邻的古沟乡。我原为香港La Salle College毕业，因该校是法国制(相当高中)，不能投考国内大学，便往韩师读普通高中三年级。我弟弟王川龙、妹妹王美英也都同时往韩师入学。
那时的韩师，因为潮安沦陷，从旧址韩山迁来，又增设了普通中学。抗日时期，又是在农村，学校设施都很简陋，学校租用约十座祠堂和民房作为课堂、教师和学生的宿舍，有的地方还与农户、神龛相处。课室里只有黑板、简单的桌子和板凳。我那时在校寄宿，睡的是架床，分上下铺。同学们在床头钉上长宽约一尺多长的木板，那便是课后做作业的地方。晚上各自点带灯芯的油灯，暗黄又有黑烟。不论睡觉或做作业，上下架床都不方便。但大家都能互相体谅，相安无事，和睦相处。那时米贵如珠，同学们要带米作伙食，在煮饭前，各人将自己的大米装入小铁盒内，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有的同学还加上一把小锁头，由厨工放入大米桶里蒸煮。那时没有食堂，各人便放些什么小菜在饭盒里，谈不上什么营养。我和弟妹原在香港读书的英文书院是希腊式的建筑，校门前有停车场、有塑像，课室是明窗净几，有可以调整不同角度的转动式黑板，有挂书店走廊，有高大空阔的礼堂，还有精致的小教室。相比之下，确是天壤之别，但是我们还是安心学习，一样赤足扛米往学校入宿。 校舍虽然简陋，但是学习风气很好，课堂纪律严格，作业必须按期交堂。那时汕头已经沦陷，按沦陷前行程，从汕头市到古沟只要一天的路程，并且敌人已经迫近汕头和揭阳县城之间的炮台镇，报纸和民间亦不时传来战场的消息，但是学校没有恐慌的现象。老师照常上课，学生们照常学习。理化实验已没有可能，但课堂的质量很高。按高中教师的要求看，那时的教师质量是一流的。不论教语文、英语、历史、数学的老师都是学识渊博、敬业教学。在当时风声鹤唳的战争和物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老师们仍宽达乐观，有时还在课堂讲一两则笑话。我原在汕头读完初一后，往香港外语的。中文根底浅薄，这时是补学祖国文化的好时期，所以亦与其他同学一样，认真学习。 那时学校中没有发生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大概是大家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能将学校办下去，已是很不容易，对学生们来说是很难得到机会。我想就是那对苦难中的祖国的忧虑和对慈母般的心情，对日寇的仇恨，使大家感到坚持教学，是民族灵魂的体现，是我们的时代责任。 我没有去过韩师旧址，但儿时住汕头亦去过潮安，这时经在古沟学校的一些接触，使我设想韩师的原址亦应是一座美丽、庄严的校舍。那是在有湘子桥及金牛神话传说、韩愈祭鳄鱼、出产姑苏豆腐的地方。那里有西湖、著名的枫溪瓷器，是潮州文化(潮剧、潮曲、竹枝词、潮汕名菜)的家乡。如今，她却呻吟在日寇铁蹄之下，使人怀念，更是使人愤怒，盼望着有一天能回那憧憬已久的原校址。 1943年正是潮汕大饥荒的时候，古沟一带也是处在赤地千里，大片耕地颗粒物收的时候。我村就在古沟乡旁，相距不过三里，村中亦发生不少人饿死黃肿病的更多，村人以“黄狗头”、观音上充饥。邻屋的亲戚逃荒往江西。据1991年版的《揭阳文史》(揭阳县政协《揭阳文史》编辑部编)总第14集记载：1943年揭阳全县饿死的有68336人，逃荒的有24366人，被贩卖及拐卖的少女、儿童有24360。这些少女、儿童是按斤两出卖的，每斤仅七、八元。同年5月9日，《揭阳民国日报》披露：江西省寻乌县几乎无家不买有潮籍少女、儿童。加之那时当地官商勾结、渔利百姓，揭阳县城米价2月4日每斤260元，5月17日便涨至千元。县城打铜街铜器店一个好几斤重的红铜脸盆换不够一斤米。当时潮汕情况极其凄凉。就是指这种外有悍敌，内有饥荒的外患内忧的情况下，韩师从未停课。这里何等伟大的精神! 此外，韩师自搬至古沟后，学校与当地乡民关系很好。在“小学毕业生便是秀才”的地方，来了一间省立的中学，确是了不起的事。我家有亲戚在古沟，我表兄张硕研当时便在韩师任总务兼教师，他原是古沟乡副乡长，为沟通学校与地方的关系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校能正常办学创造力条件。不论老师、学生都和当地乡民很融洽，因此在那动乱的时代，学校仍能稳定开课。 教师和学生关系亦好，譬如我班的几位老师就曾在假日到我家吃甘蔗、荔枝和便饭，也到我家看过潮州戏。 说起演戏，我记得当时班里的林勋远同学和几个女同学曾谈过他们在校内演过话剧，可惜我在校的那一年却没机会看到。据他们说演戏时便忘了自我，可见很是投入，可以想象他们演的是爱国剧、进步剧，可见当时韩师的校风。 那时亦有军训，教官是一个退役的团长，人粗矮，但很威武，军训时很严格，还要检查宿舍清洁卫生。 在韩师的另一重要事情，是我在那时结识了一些好同学，他们是谢之雄、陈鸿平、黄宗敬、庄鸾瑞、吴国勤、黄时荣等。他们思想进步，虽然他们没有公开向我宣传马克思主义，但我佩服他们对事物的态度，论点准确，切中时弊。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尤其是谢之雄同学，他品学兼优，关心同学，见解独特。5年之后，他成为我秘密参加共产党的介绍人，成为我六十年中唯一能继续保持来往的中学同学。我原来在香港，家庭是信基督教的，城市是资本主义的殖民地，但是经过了逃难，感到人间多少不平之事，上帝在哪里?自由、平等、博爱在哪里?后在学校和同学的培育、引导下，使我开始对基督教和资本主义进行了扬弃，逐步走上无神论者和较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的道路。 1943年7月左右，我同谢之雄、陈鸿平等共七人，结伴离开韩师，前往投考处在桂林这一文化城的广西大学。 现在距当时已超过半个世纪了，当时，苦难祖国的情景、韩师克服无数困难，培养莘莘学子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六十年了，现在已换了新天地，祖国一片欣欣向荣，韩师亦在不断创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繁荣。 母校啊，祝愿您继负起民族和历史的重任，勇往直前，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更大的力量!